□呂爽
  意大利建築設計師Enrico Taranta 2005年來到中國時,身邊只有少數外國建築師常駐在華。現在,這個狀況有了很大轉變。“我想,這可能跟全球化有關,越來越多的外國建築師能在中國找到機會。” Enrico Taranta對記者說。
  作為北京奧運工程水立方的設計者之一,Enrico Taranta現在已是上海華東大學建築系的RDI永久講師。跟Enrico Taranta所描述的一樣,許多外國建築設計師不僅把建築方案帶到了中國,建築師事務所也在這裡生根。
  1、他們需要工作,他們是“經濟危機的難民”
  兩年前,來自丹麥的SHL建築師事務所在上海開設了辦公室,建築設計師Chris也隨之而來。這完全是一個國際化的辦公室,來自不同國家的建築設計師用英語完成每天的工作。
  擁有20多年經驗的SHL是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屢獲殊榮的知名建築師事務所之一。雖然在中國的辦公室創辦只有兩年時間,但在過去的七八年中,SHL建築師事務所已在中國完成了許多項目。所以事務所在上海開設了辦公室,希望慢慢融入中國的市場,與中國的客戶們相互熟悉。
  早在2002年12月1日,中國建設部與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聯合頒佈的《外商投資建設工程設計企業管理規定》正式實施。這意味著中國已經完全開放建築設計市場,外國的建築企業在中國不需要職稱要求。從此,外國建築師事務所在中國開設辦公室變得簡單起來。
  真正吸引外國建築師來華的,是中國巨大的建築市場。根據麥肯錫公司在2012年的預計,中國未來20年內將建造5萬幢摩天大樓,數量相當於10個紐約的摩天大樓之和。
  據《紐約時報》報道,中國的房地產開發量已是世界第一,世界上1/3的混凝土、1/4的吊車都在中國。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是一個大工地,中國占有世界上40%的建築量。
  “中國經濟正在快速發展,這裡的建築行業需要來自國際的成熟經驗,現在的中國客戶也越來越認可國際資源。”Aedas的建築設計師Josh對記者說。早在2000年,Aedas就開始接觸中國市場。為了更好地落實項目,2010年,Aedas 在中國開設了辦公室。
  有的建築設計公司進入中國更早。“20年前,國際上有實力的大型建築公司就已經踏入中國市場。”Josh說。
  《紐約時報》曾經分析,去中國的建築師們不是出於好奇,而是因為他們需要工作。正如美國坤龍建築設計公司的北京分公司經理邁克爾·通基所說,他們是“經濟危機的難民”。
  不得不說,這些外國建築師們,確實正在改變中國城市的面貌。據荷蘭建築評論家瑪麗斯·布爾曼統計,中國已有300多座荷蘭建築師的作品正在建設中,已經完成的央視新大樓就是其一。
  央視新大樓不僅成為熱門話題,也使設計師庫哈斯在中國一舉成名。他的大都會建築事務所隨後也在北京開設了辦公室。
  中國的客戶們頻頻向外國建築師拋出“橄欖枝”。“不過,我並沒有覺得自己因為是外國建築師的身份而更受客戶喜愛。”Chris說,“外國建築師能帶來新的想法,一些客戶會覺得很有特點,所以會喜歡。但在中國的工作可能比在家鄉更加困難。因為在這裡沒有人知道你,你必須有很好的設計,才會被接受。”
  Josh說,外國建築師得在中國市場上學到東西,才能在這裡順利地做項目,並且融入這裡。
  2、有藝術氛圍的建築需求,中國市場才剛剛開始
  與主動選擇中國市場不同,建築藝術家阿蘭·博尼是被“帶到”中國市場的。
  1998年,中國國家大劇院接受競標。這是中國第一個有外國建築設計師參加並由國家財政撥款的項目。最終法國著名建築設計師保羅·安德魯拿下競標。
  作為保羅·安德魯合作多年的老伙伴,阿蘭·博尼被邀請擔任國家大劇院內部設計首席顧問。也就是說,阿蘭·博尼並非通過競標奪得這個項目,而是被“邀標”。
  對於有藝術氛圍的建築需求,中國的市場才剛剛開始。“但這是一個趨勢。”阿蘭·博尼告訴記者,“越來越多的客戶需要富有感受性、藝術性的建築,全世界都一樣。”
  阿蘭·博尼認為,在當代建築中,色彩和材質是藝術情感的主要表達方式,所以他將自己的創作定義為“在建築上作畫”,即通過對空間的把握和對色彩與材質的選擇,將藝術情感和建築作品緊密結合在一起。
  這一點恐怕在中國市場上還是新事物。中國的建築設計工作有明顯的室內室外設計的分工,至於建築藝術效果的設計,還不能歸類於傳統的兩個範疇。
  阿蘭·博尼並沒有常駐中國,他在中國的辦公室只是他來華工作時的落腳點。但他一年平均飛中國十次的頻次,也印證著中國對新型建築的渴求。
  據阿蘭·博尼的中國合作者介紹,他帶領的團隊在中國所做的項目數量,已經相當於整個歐洲的項目總量。作品也已在濟南、貴陽、昆山、邯鄲等城市落地。城市中的劇院、文化中心成為他作品的主體。
  中國建築設計市場上,對文化和藝術的渴求還體現在另一方面。Josh最近在做的項目對他來講又是一個新的挑戰。
  這個在西安的項目,被要求設計為唐風建築,客戶要求給建築“戴個帽子”(唐朝建築的房頂)。“我們還在尋找,什麼才能夠真正代表唐代文化風貌,只是按照要求去設計的話,是對城市建設的不負責。對於文化的尊重,要更多地放在心裡,而不是戴在頭上。”Josh說。
  在中國風問題上,Enrico Taranta 也遇到過讓他為難的事情。客戶一方面希望他設計成中國古老學校的造型,一方面又期待呈現其國際化背景。
  有文化、有藝術感的建築,成為中國城市間比美的一部分。往往當政府作為客戶的時候,對這類的建築更寬容。“我覺得中國提供了很多的條件,對於我的方案也很支持。”阿蘭·博尼說。
  3、“時間緊”,中國客戶希望直接用國外的案例
  “時間緊。”這是接受記者採訪的外國建築設計師對中國客戶們的一致評價。
  剛來中國的時候,Chris感覺中國的客戶跟外國的客戶十分不同。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對時間的要求。“在中國,還沒能把時間和質量聯繫起來看待,好的設計需要多次交流,中國的客戶跟外國的建築師接觸得比較少,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去明白好的設計需要更長的時間。”
  Chris眼下正在丹麥做的一個北歐最大圖書館的項目,從競標到開工,歷時四年。“這四年做設計的過程中,我們去跟政府交流,跟市民交流,然後修改設計,再去溝通。”
  他最近剛剛參加了一個中國項目的開工儀式,“從中標到開工,一共一年的時間。”這兩個項目的工作量基本上一樣大,也都是政府的項目,功能類型上也都差不多,是非常類似的案例。但客戶要求的速度,顯然不一樣。
  為了趕時間,有些中國客戶甚至希望設計師把在國外做過的相同案例直接拿到中國來用。
  主要做綜合體項目設計的Josh也有相同的體會。“中國的開發量大,速度快,但是有些中國客戶卻要求創新。要知道,創新是需要足夠時間的。”Josh說,並不是說國外的客戶對時間就沒有要求,“他們做整個工程,每個時間點都很清楚,而在中國,時間要求起伏不定。”
  2012年6月,美國建築師杜墨舉辦了一個名為“Un中國製造”的展覽。用模型和建築師口述的方式,展示12個外國建築設計師未完成的中國建築項目。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建築師們,講述了在中國做項目的歷程,透露出從興奮不已到無可奈何的心態變化。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杜墨說,在中國工作生活十多年後,他和他的團隊已經適應了中國。比如,他已經具有了獨特的能力,能夠判斷中國競標項目的真假,可以預見私人客戶結款比較困難等。
  4、建築大師在中國的手筆,確實更加容易惹人爭議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趙紅紅曾評論道:“外國設計師將中國作為建築實驗的實驗場,在外國不可能建造的都在中國變成了現實。”
  曾獲得普里策建築大獎的扎哈·哈蒂德的一番話也印證了這一觀點。她坦承,西方設計師的新理念作品在中國有可能進行試驗,在其他地方是沒有這個可能的。
  建築批評家方振寧則意見不同,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公開談論過這個問題:“那些認為他們把中國當作試驗場的說法完全是偏見。批評說他們抄襲別人的作品,或者把在他國淘汰的作品拿到中國來,對國外建築界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像德梅隆這麼大的事務所,每一件作品都有媒體不斷追蹤,所謂抄襲、被淘汰的作品拿到中國來,這是無法想象的。”
  建築大師在中國的手筆,確實更加容易惹人非議。“在任何地方做項目,雖然項目不同,但是過程是一樣的,都需要結合當地的環境以及文化進行創作。”阿蘭·博尼覺得,好的建築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我的作品就在那裡,去體會就可以了。”
  和紛繁的輿論評價相比,外國建築師更註重客戶的意見。“很多人以為,外國建築師來中國是要做一些‘大膽’、‘瘋狂’的設計,其實不是的。這與在歐洲是相同的,客戶過來,說他們想要什麼,我們提供想法,這是一個合作的過程。”Chris說。在他看來,中國的客戶類型多種多樣,比如,廣州的客戶喜歡誇張一點的,而在寧波,客戶可能就喜歡簡單的設計。
  在上海舉辦的“西岸2013建築與當代藝術雙年展”中,也有Chris團隊的作品。“雖然很符合北歐的風格,簡潔而乾凈,但是這個創意完全是符合當地文化的。”
  雙年展是在濱江塔弔旁進行。“我們考慮了那裡的歷史,但是客戶也希望我們能夠看到未來,西岸的未來,上海的未來。塔弔很重,於是做了祥雲館,一個重一個輕,這是和藝術有關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展館,在塔弔的另一邊做成集裝箱樣子的展館,以後可以做成咖啡廳,做成展覽館,既能顧及到本地的歷史,又能照顧到未來。”
  (本文由《瞭望東方周刊》供稿)
  呂爽  (原標題:在中國大展身手的外國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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